引言
从年至年，托利党人阿伯丁勋爵担任外交大臣，尽管外交政策缺乏活力，但也并非没有效果。阿伯丁以其明智和审慎，不仅和美国签订了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来划定在缅因州一带的加拿大边界，而且缓解了法国在外交失败中产生的伤痛。但是，没有形成任何联盟。
英国变得孤立了，这种事实没有让帕麦斯顿比坎宁产生更多的焦虑不安。在工业、商业、海军和帝国力量上，英国不是没有对手吗？帕麦斯顿勋爵也把英国立宪政体视为骄傲，这种骄傲使他对巴黎、马德里和那不勒斯反对专制君主的自由主义给予支持——其中在后两个事件上，他甚至到了给反叛者提供武器地步。但是，他总体上没有支持革命：年，他反对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发生的革命。他认为，法兰克福议会商讨的统一的德意志，是未成熟的，是不能实行的。
他不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朋友，如果这种运动威胁到欧洲和平的话。作为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外交大臣，他晓得战争的可怕。他最先考虑的事情是和平，他最害怕的事情是战火四起。于是，他想在意大利、德意志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建立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势力。无论奥地利帝国多么专制，它仍然是一种维持稳定的力量。在德意志北部，普鲁士也是如此。强大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也会遏制一个专制的、帝制的俄国或者一个不稳定的、革命的法国所引发的任何侵略行径。
帕麦斯顿不支持意大利北部和欧洲中部的革命，其原因之二是他无能为力。英国海军无法行驶到布拉格、布达佩斯、米兰和法兰克福，只能到达里斯本、卡迪兹、贝鲁特和亚历山大；意大利北部和欧洲中部的国家，不像葡萄牙、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及那样，它们不能摆脱列强的影响。
帕麦斯顿也是一位议会民选议员，是一个向议会负责的大臣，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的英国人，是一个商业、工业和海军都举世无敌的国家的外交大臣。尽管念念不忘英国的传统利益，但是帕麦斯顿的外交政策也对英国的强国地位和大国偏见很敏感。他常常在准备派遣舰队，时时刻刻准备保卫英国的威望。就像外交胜利引起人们的欢呼那样，他赢得了沙文主义的议会和新闻界的掌声。在比利时危机中，维持适当的势力均衡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在葡萄牙和近东事件上，他思考最多的是关于保护贸易的事情。在年鸦片战争中，贸易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在这种纠纷中，帕麦斯顿派出的两艘快速帆船击沉了29艘武装的中国舰
板船。然后，英国迫使中国与之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尽管这意味着购买相当数量的鸦片，这些鸦片是英国之前从印度买进的。
有些时候，比如在唐帕西菲科事件中，帕麦斯顿明白英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肆意采取极端沙文主义的做法。国家安全和保护贸易渠道，很难解释帕麦斯顿采取的强硬外交政策，他要求——甚至到了以战争进行恐吓的地步——希腊向唐帕西菲科支付英镑。唐帕西菲科是一个英国籍的西班牙犹太教徒，他的房子在雅典被愤怒的希腊人所烧毁。保护唐帕西菲科不是英国安全所必需的。对保护英国疆土和英国贸易而言，同样不需要支持西班牙的立宪运动者和坚持其他国家结束奴隶贸易之必要。这些政策与其说反映了国家自身利益，更不如说反映了公众舆论。帕麦斯顿在作关于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演讲时吹嘘说，正如一个罗马人声明他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得到保障一样，一个英国公民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保护，“英国强大的力量将保护他免受不公平和不公正。”
19世纪中叶，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它的人民都城市化了，有文化，又很富足；新闻言论自由，开明，深受欢迎；它的立宪政府在欧洲最为古老。在技术上、科技上、以及文学上，英国人可以、、也的确为他们取得的非凡成就感到自豪。这些事实促使英国人形成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家长式作风和一种骄傲自大的爱国主义，这两者在同样骄傲自大和家长气十足的地主帕麦斯顿勋爵的外交政策中得以充分展示。
通过继承爱尔兰贵族的数千亩土地，帕麦斯顿掌控着数百个佃户。正如他幸运地继承了广袤的土地和头衔一样，他有幸继承了先辈们的才智和弹力，很自然地养成了高傲的家长派头。他认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一切都自然地由他来支配；在外交部中，欺侮职员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让大使们久等，在宪政问题上教导独裁统治者，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他总是招人讨厌，得到了浮石勋爵的评号。尽管在唐帕西菲科事件上或对待他的职员上骄傲自大，但是当发生欧洲危机时他还是能够克制自身、审慎细心、承担责任的。他不仅对适当均势之必要性有很深刻的理解，还明白为了确保列强会议制度运作，大使级会议也是很有价值的。他不是孤立主义者，他认为暂时的联盟和欧洲会议是有用的。他说，“永久的联盟或永远的敌人”正在损坏“那些我们有义务去遵循的利益”。年，他的解职削弱了英国外交政策，促进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这是40年来欧洲首次的重大战争。
年，拿破仑三世从土耳其那里为罗马天主教徒提出要求并获得了更多的权利，由天主教神父在圣地照看圣殿。土耳其的让步激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声明，希腊和俄国的东正教教徒是圣殿的保护者。尼古拉还声称，他是居住在奥斯曼帝国中万基督徒的保护人。为了履行这些宣言，年5月，他派傲慢、专横的缅希科夫亲王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长期担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的帮助下,苏丹和缅希科夫解决了圣殿纠纷一旦是，沙皇声称是万基督徒的保护人的问题没有解决。
对于苏丹及其顾问而言，沙皇的宣言对土耳其主权造成了无法容忍的侵犯。于是，当沙皇和苏丹宣布他们不能协调的要求时，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了君士坦丁堡。帕麦斯顿勋爵希望英国政府在伦敦召开大使会议，同时告诫沙皇，任何侵犯行为都意味着战争。然而，内阁否决了他的提议。阿伯丁勋爵作为首相，掌控着外交政策。他采取了让事情自由发展的办法，同时等待着奥地利外长和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大使在维也纳会晤所做出的决定。7月28日,他们发出维也纳照会，再次确认了年条约和年条约中模糊不清的、让沙皇引为宣言之根据的部分。早在10天之前，俄国占领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独立国家。土耳其和俄国的军队此刻在多瑙河两岸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从5月21日到7月21日这两个月内，温和厌战的阿伯丁没有采取任何举措，这使尼古拉一世不清楚英国在何种情况下会参战。
7月21日之后，关键性的决定权掌握在斯特拉特福德勋爵和苏丹手中。斯特拉特福德勋爵表面上极力主张调停，私下却建议苏丹坚持己见。在和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磋商之后，苏丹接受了维也纳照会，但条件是，明确基督徒的保护要“由土耳其宫廷”担保——也就是说，由苏丹来担保。这种限制性条文令沙皇感到不满。谈判继续进行。9月，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劝说沙皇放弃保护基督徒，保证基督徒会享受某些豁免权。拿破仑三世表示愿意接受，但是英国外交部长克拉伦登勋爵劝说拿破仑三世说，这是个诡计；因此，英法拒绝妥协。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带有一种恩赐口吻的维也纳照会侵犯了土耳其的领土，俄国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些事件使战争升温到狂热的程度。10月23日，土耳其对俄宣战。
11月30日，俄国的黑海舰队击沉了土耳其的舰队，伦敦的报刊称之为“西诺普屠杀”,尽管这不过是宣战后的一次普通的战斗。至年3月，英国公众舆论对俄国的侵略非常愤怒。同一个月中，英国加入了法国、奥地利、土耳其的战线，反对俄国。这是一场无益的、没有必要的战争，标志着欧洲协调的崩溃和英国领导地位的衰退。阿伯丁政府在年春时太被动，到了秋季又太急躁。沙皇尼古拉并不希望开战。倘若尼古拉的虚张声势在春天被制止，或许他会屈服，正如他在秋季所做的那样，但是，正是在秋季，英国的公众舆论为了响应俄国的野心存在威胁这一论调，那激昂的情绪和好斗情绪，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所有不同类别的、所有不同阶级的英国人竭力支持战争：诗人丁尼生,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伦敦的码头工人，各郡的乡绅，特别是新闻界人士，他们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有名望地位之人感到厌倦，迫切想为上流社会的读者带来些刺激。
年9月，在经过6个月的准备之后，5万名英法联军在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他们装备不良，给养不足，指挥不力，然而，在那个秋天他们取得了三次战役的胜利：阿尔马、巴拉克拉瓦、英克曼战役。阿尔马战役是英国步兵在没有骑兵、也没有英明指挥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取得的胜利。在巴拉克拉瓦的胜利，靠的是一支小型步兵师的英勇抵抗、斯卡利特将军重装骑兵旅团的英明战术、以及历史上最为莽撞的骑兵——卡迪甘伯爵的轻装骑兵旅团——的冲锋。英克曼战役是一场顽强的步兵肉搏战，依靠米尼耶的来复枪队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场战争带有一种悲剧性的反讽意味。取得的这些胜利是依靠步兵——著名的“红色作战队列”——的英勇作战，并非英明的指挥，然而，步兵在平日里被许多官员当作下人来对待。历经40年的和平之后，官员自身几乎没有作战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如傲慢自大的、令人厌恶的卡迪甘伯爵，用金钱来买官晋爵。在他们的统领下，士兵过着悲惨的生活。士兵的军饷是一周7先令，其中一半的钱用来支付每天1磅面包和3/4磅肉这样一成不变的伙食。士兵拥挤地住在阴暗的营房中，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如果不听话，就要被处以-鞭的惩罚。他们不得不在国外度过2/3的军旅生涯，有时像塞拉利昂这样的地方，死亡率高达75%。
士兵日常的生活困苦不堪，然而比起英克曼战役后克里米亚的冬天，那算是幸运的了。暴风雪撕裂了他们的帐篷；霍乱、痢疾和疟疾给军队带来灾难；病卒塞满了脏乱拥挤的医务船舱；药品缺乏；食物、衣服和燃料供应不足；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她带领的护士于年11月到来，她们减轻了士兵的伤痛，但无法弥补上至内阁和议会、下到克里米亚官员这种总体上的管理不善、贫穷吝啬、冷漠无情和效率低下的状况。英国士兵饱受统治阶级的虐待，为他们战斗，赢得了缺乏谋划、缺乏指挥的战斗的胜利，他们出现在这个可怕的冬天，士气高昂，足以能够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迫使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受和平，使其放弃成为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徒的保护者的任何念头。
在从法国革命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67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时而是干涉主义，时而是孤立主义；英国一会儿与独裁君主联盟，一会儿与革命者联合。然而，那时的政治家和现如今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核心主线，即推动英国国家的自身利益。这是统一的主题、至上的原则、最终的目标。它最纯粹的形式便是保卫英国国土的安全，这导致皮特对革命性的、扩张的法国开战，也让卡斯尔累去签订维也纳协定，从而巧妙地达成了一种遏制法国、巩固低地国家、重新划定德意志、以及保卫英国安全的势力均衡。
推动英国国家的自身利益，也意味着对其世界贸易的保护。小皮特说：“英国的政策就是英国的贸易。”卡斯尔累、坎宁和帕麦斯顿也都这样认为。为了保护英国在南美的贸易，托利党人卡斯尔累支持革命的政府，坎宁答应以英国海军保护他们。为了把贸易扩展到中国去，帕麦斯顿发动了鸦片战争。对英国自身利益的保护，无论是保护国土、还是保护商业贸易，都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的原则。现实可以是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正如革命的法国占据低地国家；也可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就像打开南美和中国的门户推进英国的商业贸易。
以现实为后盾的原则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因而，这就诱使人们在一些小事情上极力使用这些原则，就像使用口头禅一样。年后,英国的外交家渐渐经受不住这种诱惑。在那之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两种缺乏理性的力量——英国的公众舆论和英国的国力。坎宁是第一位对这种力量做出反应的人；之后，帕麦斯顿也这么做了。当坎宁宣布他支持葡萄牙的自由主义者时，即使葡萄牙专制主义者胜利也不会对英国国土或贸易产生任何威胁，市政厅内欢呼声阵阵。在维护了唐帕西菲科之后，当帕麦斯顿把英国人比作罗马人时，这种欢呼声更大。
整个世界突然和英国国家的自身利益紧密相连了。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英里长的陆路商道，俄国在近东被彻底击败。鉴于英国的海上力量，这件事的前因和后果是毫无关联的。英国的公众舆论陶醉于英国的国力，特别是那无敌的海军。真正蕴藏在英国保护南美共和国、葡萄牙自由主义者和希腊的革命者背后的，并非国家安全，而是在大西洋、在塔古斯河、以及在纳瓦里诺海湾那势不可挡的海军力量。英国能够使迈海迈特阿里蒙羞、赢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和支持意大利革命者的真正原因，是其在贝鲁特、在广州、以及在那不勒斯不可战胜的舰队。没有了海军，这些地方无一会和英国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结语
年至年间，指导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扩大了。安全和贸易保持不变，不过加上了一种反映英国工业和海军力量的全球性政策。于是，为19世纪晚期英国的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