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中国医学史研究系列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主持人为复旦大学高晞教授。年5月7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焱进行了题为“以毒为药：中古中国毒药史初探”的讲座，本场与谈人为香港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小朦。
刘焱于年获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又于-年在多伦多大学杰克曼人文研究所（JackmanHumanitiesInstitute）任AndrewW.Mellon博士后。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中古医疗史，侧重医疗的物质文化史、身体史与感官史、宗教治疗，以及医药知识的跨文化流通等领域，并著有HealingwithPoisons:PotentMedicinesinMedieval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目前，他专注于研究中国中古香料的跨文化史和气味史。
在现代医学语境中，毒和药是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在中古时期，毒与药的关系却相当紧密。刘焱在其新作HealingwithPoisons中刻画了六朝到唐中期的六百年间，医生、道士、政府官员以及庶民是如何使用有毒之药来治疗疾病与修道升仙的。本次演讲，刘焱将在自己的专著基础上，探讨“毒”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及其医学文本中的意涵。其“猛烈”而非“有害”的核心理念让当时的医者相信，只要采用适当的技术，毒物就可以转化为药物。本讲座进一步将“毒”与欧洲医学史中的类似概念pharmakon做一比较，呈现两种医学文化中对毒药理解与使用上的相似之处及其重要差异。本讲座对药毒之分的历史化与比较研究，希望能促使我们反思当下医学体系对药物的认知与应用。一、引言
我去年出版的新作HealingwithPoisons正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翻译，中文书名暂定为《以毒为药——中国中古毒药史的新探索》。我希望这本中文译作能够与中文世界的读者产生交流、互动。我今天的演讲正是基于新书而展开的。
先从我个人亲历的一个小故事开始。十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去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TheNeedhamResearchInstitute）做研究，有机会阅读所里珍藏的档案。我发现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书信，这封信是当时身处日本京都的中国科学史学者华道安（DonaldB.Wagner），于年写给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的。信的结尾提到了一种叫“萝芙木”（Rauwolfia）的植物。这种植物并未出现于中国传统草书中，却被当代西医认为有镇定效果，但萝芙木亦未被广泛使用于西医中，因为它会引发副作用，如降低血压、导致抑郁症等。在信的结尾，华道安提出了一种中西医比较的观点，他认为现代西医的最大问题是会导致不良副作用，而中国和印度等地的传统医学往往没有提到药物的副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副作用比所治疾病本身还严重的药物，已被传统药典的编纂者排除在外。李约瑟读信后对萝芙木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药物虽未出现于传统的中国本草书中，但出现于20世纪中国南方的地方性本草书中。他同意华道安对萝芙木的基本判断，即萝芙木的副作用非常明显；但又提到，如果能用当代的科学方法提炼出这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该药物即可被安全地使用。华道安和李约瑟的书信，彰显出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大众和学者中的观念，该观念将中西医相对立，认为中医是天然、温和、无副作用的，西医则是人工、猛烈、有副作用的。
我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古代的本草书包含大量的有毒药物，如汉代的《神农本草经》纳入“附子”，这种植物的药用根部就有剧毒；又如麻蕡，是一种大麻类的致幻性药物，在《神农本草经》被描述为“见鬼走”。除植物类毒药外，也有矿物类毒药，如汞化物丹砂、砷化物雄黄，它们常出现于本草书和炼丹书中。此外，还有动物类毒药，如唐代南方贡品蚺蛇胆。
关于中国毒药史的先行研究成果，20世纪上半叶有余岩《毒药辨》（），该文讨论了先秦时期的毒药的概念。李零先生在其短文《药毒一家》中，也曾提到先秦两汉时期药毒不分的现象，并简单叙述了五石散、附子等药物。德国学者文树德（PaulU.Unschuld）在七十年代撰文讨论“毒”字的字源。专著则有日本学者川原秀城的《毒藥は口に苦し》，从中古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毒药的形象。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学者奥林热（FrédéricObringer）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法文书L’aconitetLorpiment（《附子与雄黄》）。该书从药理学角度讨论了中古时期的毒药使用，对我的研究帮助很大。奥林热教授也曾于两周前，在本系列的讲座中发表演讲，展现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想从毒药史拓展开来，根据廖育群《中国传统医学的“传统”与“革命”》一文，简单介绍一下秦汉到明清的中国医学史分期情况。两汉时期，《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形成。两宋时期，国家和士人在医学经典的重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元明清时期，国家对医学的管理式微，医药向地方化、市场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19世纪以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关于这些时段的医学，学者已有很多精彩的研究，但对汉宋之间的中古医学，西方学者的研究尚少。而我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早期药物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又可分为六朝和隋唐两个阶段。六朝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本草经集注》等本草书，其书写多与士人、门阀有关。炼丹术在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炼丹知识与本草知识间多有互动。隋唐时期，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到长安，国家为加强医学管理，建立了新的医学机构、颁布了新的律令和医学文本，对医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7世纪中叶，第一部国家颁布的本草书《新修本草》出现；名医孙思邈撰有重要的方书，他与国家的医药管理之间多有联系。
关于中国中古医学史的研究，中文世界中很多老师都有很精彩的成果。香港的范家伟撰有一系列专著，讨论了六朝到隋唐医学文化的变化，及宗教医疗、政府对医学的管理、医学在诗歌中的呈现等，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北京大学的陈明着重研究中古医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印度、中亚医学的跨文化交流；于赓哲对唐代的疾病和社会也有深入研究；陈昊则主要从书籍史角度讨论了医者的身份建构和知识生产。关于台湾地区学者，刚刚去世的林富士对宗教医疗（尤其是六朝至隋唐的道教医疗）有重要贡献，李贞德对中古医疗史中的女性角色做了很多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中古医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书中。日本学者岩本笃志的新书《唐代の醫藥書と敦煌文献》，对敦煌出土的医药书有精彩的分析；英国学者罗维前（VivienneLo）和古克礼（ChristopherCullen）编纂的MedievalChineseMedicine:TheDunhuangMedicalManuscripts对敦煌医书研究也很重要，法国学者戴思博（CatherineDespeux）编纂的三卷本著作Médicine,ReligionetSociétédanslaChineMédiévale，对敦煌吐鲁番医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翻译和分析。
基于此前海内外学者对中古医学的研究，我主要是从药毒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中古的医疗文化，包括技术、国家社会和宗教的面向。我的讲座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向大家分享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是讲“毒”字的文化与药学内涵，并将其放在比较医学史的视野下，谈谈中国与欧洲药学发展的类似之处和不同路径。二、本书主要内容
先谈本书的研究材料。医学文本对医学史研究非常重要，我所使用的两类医学文本是本草和方书。医学史学者GiannaPomata提出了“认知文类”（epistemicgenre）概念，认为不同的医学文本有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这启示我将本草和方书相对比。中国本草史有一个为《神农本草经》做注的传统，包括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证类本草》、明代《本草纲目》等，药物种类逐渐增加，文本篇幅则越来越大。以元版北宋《证类本草》“附子”条为例，该条为朱墨分书，黑底为《神农本草经》经文，白底为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注文。这种本草书层层叠加的书写模式，体现出了正典的规范。相比之下，方书的书写更加开放，比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根据疾病分类、每类病下有很多方子，这些方子的来源很多，没有正统文本作为规范。这种文本书写的开放性，很可能与方书的实用价值相关。除了医学文本之外，我的书中也用到了其他文本，如正史、笔记、类书等。还有新出史料，如最近发现的《天圣令·医疾令》，是八世纪唐代的医学教育和医药管理法令，其中涉及对毒药的管理，对我的研究多有帮助。另外，在宗教学方面，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外丹术时，用到了葛洪、陶弘景和唐代的道教炼丹文本，以研究毒药和身体的相互作用。最后，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书对我的研究也非常关键，这些文书不仅保存了宋代以前的医学知识面貌，同时也展现了地方医学操作的特色。例如吐鲁番文书《本草经集注》残片（Ch.，七世纪），载有四种动物类药物，其中有“天鼠屎”，即疫情期间常被讨论的蝙蝠屎的别名。该文本于五世纪末成书，已可见其对每一种药物“有毒”或“无毒”的叙述。
我的书分为三个部分，按照从内向外、从治病到长生的顺序叙述。前两部分是从内到外，从毒的技术史讲到毒药的转换，再推移到毒药在国家、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按照从六朝到隋唐的时间顺序叙述。第三部分则是从概念史的角度入手，认为毒药不仅治病，又可使人长生不老，而且还讨论毒药与身体感的关系。书的第一单元题为《可塑的药物》（MalleableMedicines），讨论毒药的物质性（materiality），这种物质性体现在对“毒”字的分析上。第一章认为，“毒”字有两面性，在医学文本中常呈现出“猛烈”（potent）的意涵，既可作为有害之毒物，又可作为治病之药物。第二章主要讲毒药的技术转化，六朝时期的医药技术多有发展，通过剂量控制、药物配伍、药物炮炙等一系列方法，将有害的毒物转化为治病的药物。
第二单元《知识、权威和实践》（Knowledge,Authority,andPractice）从技术史转向政治和社会史，讨论毒药在隋和唐前期的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第三章分析了“以毒攻毒”概念的历史渊源，并从病因观的角度讨论其治病原理，认为毒药的使用与鬼病和蛊毒致病息息相关，当时的医者把这种对疾病的本体式想象（ontologicalimagination），作为以毒药治病的理论根据。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有体现，隋和唐前期的帝国像医者以毒药治病一样，采取严苛政策来治疗其“政治身体”，通过驱除异端（如清除实施蛊毒的女性操作者）以实现有效的国家管理。第四章讲国家在药物流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敦煌文书羽R《新修本草》残卷，是七世纪中期成书的官修本草书的一个九世纪写本，其中保存了一些在宋代被清除掉的内容，比如对唐帝国的赞颂。当时的唐帝国通过对天下万物（包括药物）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希冀实现其有效的政治统治。这种药物知识在地方医学中也有一些有趣的转变，比如敦煌贝叶文书P.是9或10世纪所抄的另一种《新修本草》残卷。贝叶文书是从印度传入的，在叶片上打孔穿线以便于携带，这种文书常见于佛教文本中，但也偶尔可见于医学文本中，暗示着这种书写方式更便于医学实践。在内容上，敦煌写本对《新修本草》做了很多修改和变动，这些修改变动常与当地医者的具体需要和当地药材的可得性有关，挑战了国家医学知识的权威性。第五章讲述了药物的实践，分析孙思邈的方书《备急千金要方》中的25个医案，这是方书中首次出现医案。这些医案多使用毒药，如一则医案中使用虎掌和附子等大毒药物治疗一位尼姑的霍乱病。孙思邈通过书写这些医案，既呈现其医方的实践价值，也试图提升自己的医学地位。
第三单元《身体的增进》（EnhancingtheBody）从治病向长生推进，讨论了毒药与身体体验的关系。五石散/寒食散风行于六朝和唐代，在第六章《诱人的刺激物》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