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印太地区作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
通过梳理和考察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发现英国尽管在整体上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但其“印太政策”具有自身的路径依赖与政策目标。具体而言，英国依托帝国历史遗产，通过提升与局势稳定英联邦成员的合作水平，同时加大对欠发达英联邦成员的援助力度，强化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历史纽带。
与此同时，英国持续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发挥印度洋领地的战略支点作用，加强与南太岛国互动，以提升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此外，英国还通过加强与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并借助地区多边机制，参与大国地缘角逐与战略博弈，以维持在世界关键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重心的加速东移，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学界对“印太”的概念界定见仁见智，各国政府因自身战略利益考量，对“印太”的地理认知亦存在显著差异。无论如何界定“印太”，该地区作为大国竞合的要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美日印澳的“印太政策”，对英国的相关政策鲜有深入探究。作为一个传统大国，尽管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严重衰落，但其仍将自己定位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其关于印太地区的对外政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英国“印太政策”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印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复杂变化及其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聚焦英国相关政策设定动因、具体内容、实施方案及潜在影响等，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英国“印太”政策历史溯源。近年来，“印太”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频频见诸全球各大主流媒体及官方文件。从地图上看，“印太”地域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亚太地区”地理空间的拓展。
进入２１世纪，环印度洋国家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印度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不断东移，该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预计到２０５０年，全球５０％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都将在印太地区产生。
在此背景下，“印太”概念从地缘概念转变为政治地理单元，地理范围由最初的环太平洋地区拓展至印度洋西岸，两个天然分割的地理单元被人为地合并在一起。受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的影响，“印太”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急剧攀升。
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竞合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是较早提出“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国家，其主要目的在于发挥各自区位优势，更好地融入“印太经济圈”。
日本是最早颁布印太地区合作政策的国家，其目的在于提升自身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简称“印太战略”）。据最新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可知，美国制定该战略的主要意图在于，一方面，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挑战”；另一方面，加强与地区盟友之间的战略协同，确保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巩固其地区霸权地位。
英国四面环海，民众的岛国意识根深蒂固，在其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英国人在心理上不断朝着岛国民族的方向发展，造就了经验主义与务实精神交融的国民性格。作为一种深埋于英国人思想深处的文化积淀，这种岛国情结甚至制约着他们的外交策略。
自英国殖民时代开始，对海洋和岛屿的控制成为其精神圭臬，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成为英国殖民地分布最广的区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难以继续维持其庞大的殖民体系。为尽可能保全其殖民地利益，英国当局对其地区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和调整，决定采取务实的非殖民化政策，在维持英联邦体系的条件下，允许印度等殖民地独立。
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受挫后，英国不得不面对现实，被迫放弃世界霸主地位。英国对外政策开始倒向“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大西洋两岸关系，通过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搭乘美国“便车”，借助美国海军实力维持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１９６５年，英国政府推出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防务政策，开始将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主导地位移交给以美国为首的盟友。１９６８年，威尔逊政府决定撤离苏伊士以东地区，将海外军事基地收缩至关键交通线的咽喉部位。同时，在国防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英国希望通过多边合作尽可能保持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核心区域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１９７１年，英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署《五国防务协议》。通过这一防务合作机制，英国联合盟友控制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扼守进出两洋的重要海峡。
面对来自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英国担心过度介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事务会削弱其本土及周边防务能力。因此，英国开始调整全球战略布局，将战略重心转向欧洲。
１９７３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和欧洲伙伴关系成为英国外交实践的重心，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冷战结束后，英国本土及周边的防务压力减轻，欧洲以外地区重新进入英国决策层的视野。
在１９９８年发布的《战略防御白皮书》中，英国在与其利益攸关的地中海、中东和海湾地区实施新的防务战略，通过打造一支更加机动灵活的快速反应部队，应对外部威胁和挑战。
２００１年，为维护海湾地区安全与稳定、有效应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挑战，英国在巴林建立永久性指挥部，随后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至此，巴林永久性军事基地和迪戈加西亚基地成为英国在印度洋区域的两大关键战略支点，使英国能够快速向周边区域投射军事力量，维护地区安全，从而提高自身的地区话语权及影响力。
自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对于英国而言，无论是协同美国战略还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重返亚太都是英国的最佳选项。２０１５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发达国家。
此外，英国积极支持本国企业扩展亚太地区业务，并积极推动欧盟与亚太国家签署自贸协议。同年，英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表示将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太地区盟国的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和保护全球共同利益。
“脱欧”公投后，为消除各国对英国孤立主义的疑虑、处理与非欧盟成员国的关系，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了“全球英国”构想，以此重塑“脱欧”后与非欧盟国家的关系。
英国决策层对“全球英国”的解读或表述各异，其中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利亚姆·福克斯（ＬｉａｍＦｏｘ）的解读较具代表性，他将“全球英国”解读为“秉持外向开放和国际主义，摒弃岛国思维，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英国政策走向来看，“全球英国”体现出鲜明的全球性视野，更为重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弥补退出欧盟后失去的影响力。对于“脱欧”后的英国而言，印太地区极具战略价值。首先，该地区在地理上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对英国获取主要资源和开展商品交易均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关乎英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命脉。
其次，全世界半数以上国家分布在该地区，英国要想实现大国雄心，提升国际影响力，自然不能忽视这一地区。２０１８年，英国政府在接受议会下院外事委员会质询时指出，英国的外交重心将集中于三个地区：北美（主要是美国）、欧洲及其邻国，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英国与美国及欧洲的关系已经相对成熟，印太地区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国下一步的战略重点。在“全球英国”构想中，英国重新调整和规划原有地区政策，将外交资源重新投入充满机遇和发展活力的印太地区，借此将“日不落帝国”时代的殖民遗产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相结合。因此，“全球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英国“三环外交”的再度回归。
自冷战结束和全球治理兴起以来，在英国整体对外政策的影响下，其“印太政策”始终徘徊于全球主义和孤立主义、大西洋联盟和欧洲联盟、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军事威胁与外交制衡之间。
为保证“全球英国”构想的顺利推进，英国将会不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入力度，借助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存在，最大限度地保全英帝国时代残存的殖民遗产，实现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
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在外交决策方面不仅不会重回孤立主义，还会将印太地区视为英国重要的市场、资金来源地和军力投送区域，以实现“脱欧”后的全球抱负。同时，在印太地区构建更多层级的伙伴关系或联盟关系，恢复和彰显英国原有的海洋特性。
结语
英国通过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大国竞争博弈中拓展外交战略回旋空间，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然而，英国“印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挑战，其政策实践效能性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