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
年生，叙利亚著名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多次获得各国诗歌奖项，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曾创办《诗歌》《立场》等文学刊物，对阿拉伯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其关于诗歌革新的见解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广泛争论，影响深远。迄今共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作者：阿多尼斯
译者：薛庆国尤梅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年9月
阿多尼斯或许是在西方获得最多奖项的东方人。他曾被著名批评家萨义德称为“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多年来受到法国诗人博纳富瓦坚定地推崇。在很多评论家眼里，对于阿拉伯诗歌，阿多尼斯造成的冲击如同T.S.艾略特对英文诗歌，他们都重新定义和接续了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
自年起，阿多尼斯的名字就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历年均是获奖的大热门，去年甚至为此闹过乌龙。诺奖公布前十分钟，中国几家知名媒体抢发了阿多尼斯获奖的新闻。当他听说这件事时，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知道，我在中国已经拿了许多奖。”
这位瘦削、个子不高的诗人，还是阿拉伯文化、西方政权的尖锐批判者。而他走向世界的起点，是从一棵树下的白日梦开始。
我没经历过童年，但童心留在了身体里
阿多尼斯比了一个向前挥拳的动作。话题是他的困境，我原本想询问他曾经遭遇的茫然，好奇他如何一步步在文学的战场上取得胜利（或许这个判断仍然过早），但他把话题转向了自己的敌人，“我的一生都很坎坷，很久以来都是一场对抗”。
很大程度上，这个87岁男人的过往由反抗和流亡堆积而成。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但他小时候就反感家里的宗教氛围，原因之一是“宗教提前规定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迁居贝鲁特后，他创办杂志《诗歌》，因故停刊，他又继续创办《立场》；黎巴嫩战乱，他只好逃亡到巴黎。但他的对抗并未停止，只是更庞大也更抽象——他试图重新定义和接续一个伟大的阿拉伯诗歌传统。
他通过反抗和写作塑造了自己的声名，但如果面对他本人，他表现出的宽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几天，他从巴黎飞往上海领奖，又从上海来到北京。昨晚讲座结束后，读者很快围住了他，形成一个很大的圆，我站在角落，完全看不到阿多尼斯。签名、合照，一直持续到晚上将近12点。要离开时，他的眼神已有些疲惫，但仍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
他的朋友和译者薛庆国说，阿多尼斯父亲宽容的性格，影响了他如何对待他者。“他很少落泪，即便是年父亲去世，但多年后，他想起父亲不只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朋友，才孩子式地大哭。”或许也是因为年老，阿多尼斯不用再像年轻时永远克制自己，不停寻求生活的突破点。那时候的生活，容不下半点软弱。
父亲也影响了阿多尼斯与两个女儿的相处方式，“她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阿多尼斯说，“即使最终会来反对我。”
我们还聊起他的孙子，他不熟练地滑开屏幕，想跟我分享一些照片。面对手机，他的神情有些犹疑，比起叙利亚政府，手机这个产物似乎带给他更大的挑战。有次屏幕停在日历的页面，他点了几次，画面都没有切换出来，最后只好望向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帮忙打开相册后，看到其中一张：一个一头卷发的小男孩趴在阿多尼斯头上，用手搂着他的脖子，两人大笑，像两个孩子。小男孩是妮娜（阿多尼斯女儿）的孩子，阿多尼斯告诉我。
我想起他曾说的，“我没经历过童年，但是童心留在了我的身体里。到了老年，我过上了童年的生活。”
我以自我的语言，向自己宣战
年，阿多尼斯的名字还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他刚刚13岁，写了一首诗，产生了一个荒诞的念头：这首诗必须在总统面前朗诵。
他的出生地在叙利亚的卡萨宾，一个海滨村庄，隔绝、贫穷，几乎封闭了所有离开的可能性。一家人挤在泥土和石块砌成的土房，从有记忆开始，阿里就在田里干活，帮父亲摘果子、种地，仿佛生下来就是青年。仅有的教育也来自父亲，地点在户外的一棵树下，辩论的对象是山间的风和石头。这种对贫穷的刻骨体会后来被他写到诗里，“什么是贫穷/在大地上移动的坟墓。”
唯一值得庆幸的可能是诗歌教育。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父亲虽是农民，但爱好诗歌，让阿里除了《古兰经》，还有许多阿拉伯大诗人的作品可读。“尽管如此，我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也在学习流亡。”多年后，阿多尼斯回忆起童年阅读诗歌时的经历说。
作为一个孩子，他已经意识到，出生地不是一处定所，而是一个等待。上学是他离开卡萨宾的仅有的可能性，但村子里没有学校，即使有，家里也无法负担。直到有一天，阿里在树下睡去，在这场梦中，他制定了逃离卡萨宾的计划。
第二年，像梦境中一样：总统来了。
这大概是阿多尼斯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那是年，叙利亚经历了漫长的混乱，终于宣布独立。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第一任总统，希望考察叙利亚各个地区，了解这个百废待兴的共和国。于是，作为其中一站，他来到塔尔图斯城。
那天下着大雨，14岁的阿里光着脚一路冲到位于塔尔图斯城的会场，却被保安拦下，他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当会场换了个地方，仍然前往，并终于如愿以偿，总统允诺资助他去一家法国人建立的学校念书。两年后，学校彻底关闭，但阿里已经开始学习法语，这个养育他、打开他文明视域的第二个母亲。
法国学校关闭后，阿里转入新兴的国立学校，并走向自己的第二个名字——阿多尼斯。“我以自我的语言，开始向自己宣战。”阿多尼斯说，“这个名字是对我内心中他者的显现，也可以说，他是作为他者的我。”
后来，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毕业后，在叙利亚军队服役。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服兵役期间，因为所在的政党，他被牵连入狱。与此同时，叙利亚全国几百名党员被捕，“即便他们与此毫无关系。”阿多尼斯说。中文版阿多尼斯文选，收录了一张年他在阿勒颇服兵役时的照片，寸头、委顿，像笼中困兽。
那时候，日益逼仄的生活让他逐渐感到，他参与的政治活动不过是把生命倒入一只无底之杯。在家庭、在学校、在单位、在街道，仿佛有一种隐形的权力，阻碍人成为自己生活的心灵的主人。在这样的世界，道德最终变成庞大的伪善场。
再一次，阿多尼斯准备离开。
我仍会说我想说的
这次逃离中，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年，阿多尼斯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黎巴嫩，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宣布与埃及联合，爆发与英、法、以三国的战争。短短几分钟，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风与光的君王”》薛庆国）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滋养了阿多尼斯。他与朋友们一起创办《诗歌》和《立场》，翻译T.S.艾略特、庞德和其他各国的现代诗人。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不是一本一本，而是一书架一书架地看”。
阅读的成果是年出版的《阿拉伯诗歌选》，他挑选了心目中有价值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或诗人往往遭到主流文学史的忽略或贬低。诗选出版后，阿多尼斯希望继续追溯现代阿拉伯面临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促使他完成这个研究。
上世纪60年代，阿多尼斯在黎巴嫩大学担任教授，他的观点让一些学者大为不快，他们联名上书校方，说他未获博士学位，如何能担任大学教授？校长迫于压力，只好与他商量，希望他攻读博士学位，以免再有非议。为此，他请了一年半左右的假，埋头写作博士论文。
年，阿多尼斯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赞誉与攻击都随之而来。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呈现了隐藏在他们文化深处的可怕的地狱，让他们了解自身文化中隐含的灾难性因素。”阿多尼斯说，“只有认识到这些，他们才能走出地狱；否则，他们就无法跨出远离灾难的第一步，而这也将意味着阿拉伯文明的终结。”
面对阿多尼斯，你可能会想到奈保尔，他们同样处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之中，面对一个古老而受伤的文明，对自己的出生地怀有复杂、矛盾的情感。只是奈保尔更加刻薄和嘲讽，阿多尼斯以思想家的身份更系统地去分析和批判当代阿拉伯为何陷入黑暗，解释这个如同锁链般捆绑在自己身上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提及美国如何资助阿拉伯之春，让雇佣军伪装成爱国者：他们洗劫博物馆，破坏文物，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屠杀别人。“这不是革命。”他说。
自年，叙利亚内战初持续至今，从示威游行逐渐演变成武装斗争，短短6年，数十万人身亡，超过万民众被迫流离失所。因为这场冲突，他不能回国看望母亲，即便在她临终的时刻。
挫败不止于此。90年代，阿多尼斯曾在老家为家人建了一套房子，前两年被家乡的阿拉维派洗劫一空，理由是反政府。讽刺的是，阿多尼斯的家人却是阿拉维派，政府支持者。阿多尼斯听到消息后说，“如果叙利亚反对派知道，还会再洗劫一空，因为说亲政府。”
“但我仍会说我想说的。”年，他曾写过一封公开信给叙利亚政府，“你不可能囚禁整个民族”，他写道。
（文中引用的阿多尼斯作品来自《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译。感谢访谈时诗人树才帮助翻译。）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徐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