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永乐
◇新殖民主义不寻求领土兼并，但会通过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在经济上建立支配-依附关系，并以政治-军事手段来保障这种关系
◇他们已经发现了比旧殖民主义更隐蔽、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新殖民主义支配模式
◇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有助于财富集中，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美国对集中起来的财富进行周期性收割
◇它们借助私人主体的外表，可以很容易地深入其他主权者主张的空间之中。只要殖民帝国始终保护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以在其“权力网络”中扮演攫取与扩张的角色
◇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美国的“国”不仅仅在其版图之内，更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这张“权力网络”利用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来扩张和维持自身的运作；这张“权力网络”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基础性支持；这张“权力网络”也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
长久以来，经常有一些美国的“例外主义者”标榜美国与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主义大相径庭，称美国不仅不夺人之地，还通过“门罗主义”保护了美洲的许多国家免受欧洲殖民主义侵害，并在世界各地支持了许多被压迫民族脱离旧殖民帝国独立建国。在其他国家也一直有这样一种论调：美国不事领土扩张，支持其他国家的教育事业，因此是一个仁慈的大国。
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要问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以上两种论调给出的答案似乎是，美国的“国”就在其既定版图之内。但这些论调不仅没有追问美国究竟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既有版图，更没有看到，美国早已从以掠夺土地为目的的旧殖民主义形态，过渡到更具扩张性和隐蔽性的新殖民主义形态，并以一种“权力网络”的形式建立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支配。
旧殖民主义是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常采用的扩张模式，大多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包括武力吞并土地、移民垦殖、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等。
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输出剩余资本阶段的新扩张方式，它可以承认被支配者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不寻求领土兼并，但会通过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交易和制度安排，在经济上建立支配-依附关系，并以政治-军事手段来保障这种支配-依附关系。这种不侵吞土地却索取“产出”的支配模式，不仅节省了直接支配与治理的成本，而且可以在实现高效的剥削和财富转移的同时，宣称由此造成的人道灾难与自己并无关系，从而制造和维持所谓“仁慈”的形象。
从北美殖民地阶段到获得全球霸权阶段，美国将新旧两种殖民主义都发挥到了极致。
与欧洲列强的殖民征服没什么两样
建立美国的主体族群是英国殖民者。美国的独立建国与领土扩张本身具有深刻的旧殖民主义底色。
这个历史过程是，近代英国人口不断增加，同时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一个家庭中的其他儿子常常缺乏谋生手段，到了17世纪，英国政局开始动荡不安，于是大量人口涌向海外谋求生计。在海外殖民过程中，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看到了牟取暴利的机会，于是成立了一系列殖民公司，进行有组织的对外殖民。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殖民者通常是男性独自前往海外并在当地生下混血子女不同，英国殖民者经常带去自己的家庭，并与原住民形成种族隔离。英国殖民者人数更多，更渴望获得原住民的土地，这使得他们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殖民者更倾向于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
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为北美殖民者扩张扫清障碍的战争。18世纪中期，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北美殖民者派人前往伦敦游说英国出兵打击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势力。当时，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艾德蒙·柏克的兄弟威廉·柏克明确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如果英国出兵帮助其子民获得更多的北美土地，后者总有一天会翅膀长硬脱离帝国。但是英国议会并没有采纳威廉·柏克的意见，而是派出陆军参与了英法“七年战争”并大大压缩了法国在北美的势力范围。战后，英国为了缓和对法关系，于年在北美殖民地西部划出一条界线，禁止殖民者越界从印第安人手中直接获得土地。这引发了渴望扩张的北美殖民者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英国对其扩张的限制没有法律依据。为了补偿在“七年战争”中所耗费的巨额军费，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增加了一些税收，虽然新的税负远低于英国本土，但仍引发了北美殖民地的强烈反对，最终点燃了北美独立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北美独立战争并不是走投无路的子民对令人窒息的外部压迫的反抗。事实上，战争前夕，北美殖民者总体上比他们的英国本土同胞更加富裕。北美独立战争的实质，是一个“翅膀长硬并飞走”的事件：通过独立建国，北美殖民者最终摆脱了宗主国对其扩张的限制。
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部落大多是站在英国一边的，他们强烈反对北美殖民者。也因此，新生的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在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中，印第安人被大量屠杀，土地被剥夺，族群人口所剩无几，这完全是一场典型的欧式旧殖民主义运动。解放黑奴的林肯被许多美国人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但其颁布的《宅地法》背后，却是印第安人的斑斑血泪。
美国建国后为了扩张领土，不仅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还将手伸向了墨西哥人。美国不断向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输入白人新教移民与黑人奴隶，到年当地的美国白人殖民者数量已经达到墨西哥人的10倍。年，白人新教殖民者宣布得克萨斯独立。年，得克萨斯州正式并入美国，引发了墨西哥的激烈反应。年至年，美墨之间爆发战争，墨西哥战败后丧失了大片土地，美国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州。
美国最后一轮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发生在19世纪末。通过美西战争，美国在加勒比海得到了波多黎各，占领了古巴，在亚洲占领了菲律宾，在太平洋上取得了关岛，并顺势吞并了其已殖民渗透多年的夏威夷。美国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吞并，在国会内部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许多议员认为这与欧洲列强在美洲进行的殖民征服没什么两样。
20世纪，美国没有再进行过上述规模的领土扩张，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统治精英对领土扩张有道德上的负罪感，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了比旧殖民主义更隐蔽、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新殖民主义支配模式。
美国学到了英国的“收割”手法
新殖民主义并非美国首创。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很快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随后进入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19世纪，英国支持了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一系列独立运动，并将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纳入英国的贸易网络，这本身就是将旧殖民主义替换为新殖民主义的实践。美国与英国在美洲长期博弈，在此过程中也学到了英国的手法。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第一个大规模实施对象是拉丁美洲国家。
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或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美国表面上尊重美洲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在它崛起之后不久，就开始向这些国家输出商品与资本，控制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以排斥欧洲列强干涉为由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20世纪初，美国在拉美进一步推行了“金元外交”。美国以拉美国家对欧洲列强的债务可能招致其干涉为名，主动替这些国家偿还债务，将自己变成债主，进而控制了这些国家的海关、财政与金融系统，还向其军队派出顾问。这其实是设置了“债务陷阱”。其间，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在许多国家形成了“国中之国”，不仅能呼风唤雨，还能操纵选举、颠覆政权。
中国也很早就成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实施对象。
美国商人在19世纪初就开始染指对华鸦片走私。波士顿许多地方的城市建设，就得益于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的若干家族的对华鸦片贸易。
年通过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后，美国又进一步谋划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方式。年和年，美国向英、法、德、俄、意等列强提出两次“门户开放”照会，希望列强共同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其目的在于排除列强为美国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设置的障碍，第二次照会中所谓“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言辞，着眼点也不外于此。
不久后，美国又试图在中国东北与日俄角逐对铁路的控制权，在华中地区输入资本，并参加了欧洲列强发起的银行团以共同垄断对华金融业务。
更隐蔽更高效的扩张-支配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全球用兵，至年美国军队控制的海外人口已经超过了美国本土的人口，使其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领土型帝国”。但美国并没有进行领土扩张，战后美军从大部分占领地撤出，只保留了一些军事基地，而且允许菲律宾独立。这成为“美国例外主义”津津乐道的故事。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具有所谓的“道德”，而是它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后，采取了更为高效的扩张-支配模式。
首先，美国认为，一战后全球反帝反殖民斗争的高涨大大提高了直接殖民统治的成本。为了肢解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曾经支持这些帝国境内的一系列民族独立或复国运动。苏联更是支持了欧洲之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反帝反殖民斗争。欧洲的殖民宗主国，不断对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潮流，逆势而行的直接殖民统治是非常不经济的。
其次，在美国看来，新技术和新支配方式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建立“领土型帝国”的做法不再是最经济的选项。比如，美国通过飞机和无线电确立了制空权，使其仅凭军事基地就能实现许多以往通过直接殖民统治才能实现的战略目的。
与占领土地的旧殖民主义相比，美国在二战后所采取的以获得土地上的“产出”为目的的新殖民主义体系具有以下架构：
一是在欧洲和东亚建立了自己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在全球陆续建立了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原来大英帝国控制的海上交通枢纽基本都落入美国手中。一个军事基地就是一个军事岛屿，可将军事影响力投射到周边地区。数百个军事基地，就可以构成几乎覆盖全球的“岛链”。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新的势力范围》一文中指出，冷战之后美国决策者不承认“势力范围”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二是以强大的军力为后盾，美国构建了比英镑霸权更强的美元霸权，对全球财富的收割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美元霸权下，当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时，美国本土的美元通过购买全球的商品或者对外投资向全球流动，推动全球资产价格集体上涨，美国资本因此获得大量增值回报；当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时，大量海外资本带着已经获得的增值回报回流美国本土，而美元流出地通常会出现货币贬值，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大大增加，资产价格下跌；等到美联储重新进入降息周期时，美国投资者又可以拿着美元低息贷款，轻松收购其他国家跌到白菜价的优质资产。比如，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正是依靠“量化宽松”从全球收割财富来化解美国本土危机的；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以同样的方法收割全球的财富来为美国经济“输血”。
三是凭借科技霸权主导全球产业链，确保美国公司占据产业链的顶端，获得超额利润。
虽然美国也将一些重要技术向外转移，但总是怀有极大的警惕，防止他国染指美国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同时也要对他国的技术升级进行打压。比如，像日本这样的盟友，在其半导体产业挑战美国科技霸权时，也遭到了美国的打击。
对产业链的牢牢掌控，为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提供了稳定的利润保证，也使得通过美元霸权进行的周期性财富收割屡试不爽。
四是推广“华盛顿共识”，诱导其他国家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并推进金融自由化。
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有助于财富集中，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美国对集中起来的财富进行周期性收割。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自觉地扮演了负责维护社会稳定，为美国的财富收割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背锅”的角色。比如，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造成全球粮食价格大幅波动，中东因缺少粮食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由此产生的大规模难民又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和政治动荡。但很少有人去追问，美国的金融政策应该对此负有何种责任。
五是在“驯服”外国政权方面，除了强大的军事威慑，美国大量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社交平台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它们平时传播美国的所谓“价值观”，压制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组织、个人和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形势需要时则进行舆论造势，组织社会运动，影响相关国家的选举，抹黑反美的领导人与候选人，支持亲美的政党和政客。虽然美国的全球财富收割机制是造成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但这些势力仍能经常动员起当地民众将矛头指向自己的政府，将民众的愤怒归咎于当地政府失政，并在其间扮演高高在上的民主“教师爷”、发展“教师爷”及争端“仲裁者”的角色。
这种新殖民主义支配模式的本质是，表面上尊重各国的主权，运用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了下来。为此，美国会经常动员地方势力、反对党或所谓“公民社会”来对抗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用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限制相关国家中央政府的决策；以保护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削弱相关国家中央政府对资本、货物、人员、信息跨境流动的控制。如果相关国家进行反制，美国会运用国内法进行制裁，并利用司法的“长臂管辖”胁迫其他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予以配合。
新旧殖民主义的“私掠”基因与“权力网络”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对民用船舶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的特许证，制定在陆地和海面掳获战利品的规则”。这条规定正是英国的“私掠”传统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年，英王亨利三世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私掠许可证”，允许配备武装的民船合法地掠夺敌对国家官民船舶上的财富。16世纪，为了与西班牙争霸，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给海盗船船长们大规模颁发“私掠许可证”，允许其在大西洋上攻击西班牙商船，俘获所得与王室分成。在这个传统中，就包含着新旧殖民主义的基因。
私掠船代表着这样一种权力形态——它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网状的。一艘艘私掠船正是权力网络上的点，它们以民间力量的面貌出现，因而不会像正式的海军那样引起其他力量的警觉；但统治者可以利用私掠者的贪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扩展可支配的空间。
殖民公司和千千万万的殖民者扮演了和私掠船一样的角色，既是私人主体，也是殖民帝国的载体。它们借助私人主体的外表，可以很容易地深入其他主权者主张的空间之中。只要殖民帝国始终保护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以在其“权力网络”中扮演攫取与扩张的角色。这张“权力网络”输出的行动，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体现为旧殖民主义，在资本输出阶段则发展为新殖民主义。
美国今日的全球新殖民体系，集中体现了“网状权力”的性质。比如，大量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平时以私人主体和公益组织的面目出现，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其他主权国家的管辖空间，在帝国的“权力网络”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尤其是一些高科技跨国公司，从其他国家大肆收割其国民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服务于公司自身的利润，也能被用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平时它们可以宣扬“贸易无国界”“艺术无国界”“科学无国界”“新闻无国界”，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可以成为美国对特定国家、组织和个人进行全面制裁的工具。
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美国的“国”不仅仅在其版图之内，更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这张“权力网络”利用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来扩张和维持自身的运作；这张“权力网络”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基础性支持；这张“权力网络”也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对于全世界人民而言，深刻认识这张“权力网络”，看清它的压迫性，才能为消除它的压迫性做好认识上的准备。（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