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遍布街头的书店已经成为人们的“城市书房”。那么，书店的历史又可以追溯至何时呢？古籍文献中的记载显示，中国的书肆（书店前身），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而自清乾隆年间起，书肆业便成为琉璃厂的主体行业，对北京城的文化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琉璃厂》，马建农著，北京出版社年3月版。
中国的书肆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
我们论述琉璃厂书肆业的发展，就不能不介绍一下北京书肆业的源流。
乾隆年间琉璃厂示意图。
“书肆”，我们今天称之为书店，古代又称为“书坊”“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籍铺”等。中国的书肆，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曾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现存古籍文献中最早提到“书肆”的记载。
北京历史上的图书贸易活动，最早出现在唐代后期至五代初年。据《契丹国志》卷十四记载，阿保机之长子耶律倍曾“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一次购入典籍数万卷，虽有一定程度的夸张，但若数量很小，绝非能以“数万卷”而描绘。由此可见，至少在五代时期幽州地区的图书贸易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书肆的经营实力初见端倪。
但是北京地区的书肆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是从辽代开始的。
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发展的需要，雕版印刷技术广泛普及，这使得图书的大量复制、生产成为可能，并且带来了我国古代出版、发行业的飞跃性发展。当时的中原地区，刊刻图书已经是极其普遍的文化活动，并且逐渐向外影响到北方少数民族*权统治的区域。位于北方的幽燕地区，自然也很快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辽会同元年（年），燕云十六州并入辽朝版图。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陪都，即辽南京。辽南京作为陪都，是契丹人吸取中原文化的重要基地和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北京的书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
木活字版。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北京古代书肆的兴起，是由辽代契丹人崇佛开始的。辽代的统治者契丹人对佛教极为尊崇，其崇佛之盛远远超过北宋*权，而南京城的佛教活动最为活跃。《契丹国志》记载，辽南京城“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在这些庙宇中，许多高僧在朝廷和贵族的支持下，有组织地进行各种经藏的整理、刊刻和发行传播活动，这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辽南京城的雕版印刷和书肆的兴起及发展。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佛像中发现大量辽代刊刻的经卷和其他印刷品，共计余件。这些面世的雕版印刷品和诸多写本中，除了非常珍贵的《契丹藏》等藏经之外，还有《蒙求》等民间流行的图书，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南京城（今北京）雕刻的。
在保存较为完整的《称赞大乘功德经》的题记中，明确记载为统和二十一年（年）在燕京雕刻，并记有“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尊”等四名刻工的名字。在《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Ⅲ卷上记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营造”的字样，《上生经疏科文》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等字样。其他经卷中，留下刻工姓名的也有很多，动辄数十人，其刊刻作坊的规模和刻工数量极为可观。在这批发现的雕版印刷的出版物中，既有卷轴装的经卷，又有蝴蝶装的图书，其工艺水平及刊刻技艺十分出色，与中原地区印刷品的刊刻水平颇为接近，足以显示当时辽南京城的雕版刷印的水平。
在我国的古代，图书的刊刻与流通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这些刻坊既刊刻经卷，又刻印普通书籍，并对外销售。在《燕台大悯忠寺诸杂赞一策》中，还开列了悯忠寺所印行的各种经赞，这可以说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图书发行广告。这些为寺院刊刻经卷的民间刻坊，在其刊印雕版印刷品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书肆，成为北京地区早期的图书出版、发行者。
此外，契丹统治者仰慕华风，对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族先进文化态度积极。辽代的创始人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熟悉汉人情况，在建立契丹王朝的过程中，得到一大批汉族士人的支持。辽太宗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一套礼乐制度，并将年号改为“会同”，意喻要努力促进幽蓟地区农业文化与塞外游牧文化的汇合，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辽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对中原地区汉族典籍文献的输入和学习。辽会同九年（年），辽太宗灭后晋，曾将大量汉文书籍掠送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同时，辽朝利用辽宋之间的榷场贸易，尽可能输入中原汉文书籍。然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北宋*权对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实行文化封锁，书禁甚严。宋景德年间，朝廷下令：“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宋神宗熙宁年间，再申此令。
北京鸿远堂刻印的《满汉字书经》。
而辽代统治阶级又极为需要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辽朝统治区域的少儿启蒙常常以汉人诗词为教材。按辽朝规定，参加科举的学子，所读的典籍也多为汉文经典图书。在这样的文化需求刺激下，一些书贩便往返南北，私自携带图书进行贸易，书贩和书肆由此而活跃于南北两地。苏辙在《论北朝事宜札子》中记述：“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访闻此等文字贩虏中，其利十倍。”从北宋贩书至燕京可以获得十倍的利润，足见当时北京地区书籍市场的需求量很大，可以看出北方少数民族对吸取中原汉族文化的迫切心情。如此高额利润，自然使得南北两地的书贩像候鸟一般奔波于辽宋之间。当时的北宋书禁甚严，对辽朝统治区域进行严格封锁。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书贩们的贩运“热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贩书于辽南京城。正如苏辙所云：“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然而，仅仅靠从北宋贩书到辽南京，仍无法满足辽代统治区域的文化需求，一些书肆便开始刻印汉文书籍。据《渑水燕谈录》记载，北宋张云叟出使辽朝时，“闻范阳（即今北京地区）书肆亦刻子瞻（苏轼）诗数十首，谓之《大苏集》”。苏辙出使北辽时，也曾发现苏轼的诗集——《眉山集》被南京城的书肆翻刻。仅苏轼的诗集就被翻刻数种，足见北京书肆业的活动十分活跃。
大都的书肆已经形成完整的行业规模
金太宗天会五年（年），金兵攻破汴京城，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并将汴京城的大量金银财宝以及宋朝的法驾、冠服、礼器、乐器和秘阁图书等一并劫掠到北方，当时被掠至北方的还有北宋地区的一些书肆的雕版工匠。这对于北京地区的雕版印刷能力和书肆的经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女真人入主中原，于金贞元元年（年）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成为中国北部地区的*治、文化中心。此时的中都城内坊巷众多，人烟稠密，经济较前有很大发展，商业活动极为活跃。这一切，为中都城的书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基础。
金代的书肆、刻坊发展速度很快，而且分布范围广泛，除金中都和山西平阳之外，从正定府、大名、蒲州、太原、运城，到莱州、曲阜等地，书坊甚众，而且各地寺院的刻经、刻书也颇为常见，经营十分活跃。当然，在各地的图书、经卷的刊刻中，官刻则集中在中都城，山西平阳也有一部分。这些官刻的图籍所依据的多为从北宋掠夺而来的木版，金代统治*权再予以翻刻。这样就使得中都城成为金代的出版中心。当时的中都书肆不仅刻售汉文书籍，而且为保持本朝的民族特点，还将汉文书籍译为女真文刊行。金明昌五年（年），金章宗据宋朝的《崇文总目》下诏购求缺少的书籍，金泰和元年（年）又令官员购求遗书。从金统治者的几次大规模下诏购书活动中，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女真族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渴求，同时也可以看出金中都书肆发展的基本轮廓。统治者的倡导和重视，给北京地区的书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给社会风气以极大的影响，中都城钞书、刻书之风极盛。据《宋史·洪皓传》记述：洪皓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而这些钞、刻图书的活动大都是通过中都的书肆进行的。各个书肆所刊刻、出售的图书，重在满足民众的需求，其所刻售之书多为医书、类书和民间的说唱诸宫调。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记载金中都的文献甚为稀少，人们对中都城的书肆活动也不太注意，以致金代的书肆发展状况长期不被重视。
雕刻饾版。
元定都大都城后，日益重视学习汉族文化，大力倡导文治。正如明代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自序》所说：“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在元朝攻打南宋统治地区时，常常对被攻略的城池中的图籍、珍宝等进行搜掠。《元史·世祖本纪》中对元*南进时搜掠各地图籍典册有许多记载，元至元十一年（年），右丞相伯颜率*进抵芜湖，“得船两千余艘及*资器仗、督府图册符印”。随后。又在江南诸郡的征战中，“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书”。元*攻陷临安以后，伯颜“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北掠至大都城。元*的这些劫掠，刻意搜敛南宋宝玩是直接目的，但其对图籍的